4分鐘，對于漫長的人生而言，很短很短。但在一些緊要關頭，正是短短的4分鐘，能夠換來長長的人生。
盡管那次驚心動魄的經歷已經過去4個月了，對于馮先生而言，那一次救命的4分鐘卻注定終生難忘：今年4月的一天，馮先生在江蘇省揚州市跑步時突然倒地，失去了意識。附近的志愿者及時趕到，對馮先生進行心肺復蘇并迅速用上一個盒子狀的急救設備。急救設備自動分析出室顫，建議電擊（除顫）。志愿者使用該設備除顫一次，不到一分鐘馮先生就恢復自主心跳和意識，2分鐘后設備提示心電圖正常。由于救助及時，馮先生很快恢復了健康。
在這場救治中，4分鐘內改變馮先生命運的急救設備叫作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自動體外除顫器。作為心臟驟停者“黃金4分鐘”的“救命神器”，伴隨著越來越多應急救護成功的事例，AED逐漸走進公眾視野。但是，多數人對它知之甚少。
AED，如何在應當配置的場所規范配置？如何在急用的時候真正能救命？為打通從宏觀國家治理到具體應用場景的“最后一公里”，一些地方正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探索前行。在這個過程中，檢察公益訴訟發揮了監督推動作用。
然而，挽救生命不僅僅是一道法治題。救命的AED如何才能救命？這是一道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解答的綜合題。
救命的4分鐘 AED之實踐樣本：
公益訴訟助推AED列入城市“生命通道”
如今，在揚州市，商場、學校、旅游景區等公共場所都安裝了AED，打開微信小程序搜索“AED導航”，就能看到一個個小紅點，每個小紅點都代表著一臺AED。
記者于今年7月底在揚州采訪時，根據“AED導航”指引，跟隨揚州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訓科科長汪茂勝和揚州市邗江區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主任王雅萌、檢察官助理曾艷明到揚州市花都匯生態公園察看，發現附近的AED設置較為規范，無需掃碼等程序，揭開封條便可使用。
這樣的情景，在10個月前還只是憧憬——當時，AED在揚州難覓蹤跡。這一變化，與邗江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公益訴訟案件有關。
2022年10月，依托代表建議、委員提案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銜接轉化工作機制，王雅萌和曾艷明了解到，揚州市政協委員、邗江區政協常委黃杰多次建議加大AED投放力度、規范設置AED。同時，在“益心為公”志愿者檢察云平臺上，有志愿者反映其所在轄區存在AED投放少、管理使用不規范等問題。
AED投放不足，是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調查中，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的一組統計數據令王雅萌和曾艷明心頭一沉：我國現有心血管病患者3.3億，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54.4萬例，平均每天有近1500人死于心臟驟停，80%猝死發生在院前。通過進一步咨詢有關專家，王雅萌和曾艷明了解到，我國心臟驟停患者的院前搶救成功率不足1%，但如果在“黃金4分鐘”內使用AED救治，搶救成功率很高。
生命至上。AED事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理應是檢察公益訴訟重點關注的領域。可現實很“骨感”：經過深入走訪調查，王雅萌和曾艷明發現，當時邗江區公共場所的AED僅有13臺，且放置區域不恰當、位置標識不清、日常檢查和保養維護不到位，無法為群眾的生命健康提供足夠保障。
邗江區檢察院隨即啟動公益訴訟立案程序，推進AED配置使用規范化。可是，又一個棘手問題來了：AED的配置和管理使用涉及多個部門，部門之間職責交叉、權限不清。在揚州市檢察院的指導下，邗江區檢察院召開圓桌會議，邀請揚州市紅十字會、市急救中心和邗江區衛健委等11家單位代表，以及黃杰、“益心為公”志愿者，就AED配置的必要性、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瓶頸問題進行充分討論，最終厘清了責任主體，明確了牽頭部門。相關部門簽訂了《共同加強AED配置和管理使用協作機制》，在加強AED規劃配置、規范日常管理、做好宣傳培訓等方面進一步達成共識。
今年1月4日，邗江區檢察院向邗江區委、區政府呈報調研報告，呼吁從更高層面加強AED的規范設置。透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揚州市級層面也關注到了AED問題。1月23日，揚州市委、市政府出臺文件，將“生命通道”暢通項目列入2023年民生幸福工程“全民健康實施計劃”，決定在公共場所投放250臺AED，陸續開展使用培訓200場。
“檢察公益訴訟介入后，齊抓共管的效果開始顯現。”黃杰很是欣慰——今年以來，揚州市已投入AED200臺。一些有條件的小區物業也主動購置，在小區顯眼位置配置AED。而且，一系列培訓陸續開展，AED規范使用的宣傳片也在公共場所滾動播放，大大提升了人們使用AED的意識和技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馮先生出現突發狀況時，很快就被志愿者使用AED救治，贏得了“救命的4分鐘”。
致命的4分鐘 AED之現實困境：
配備缺口巨大；已有AED設置不規范；一些地方存在“僵尸”AED
不是所有公共場所都有AED，也不是所有AED都能發揮作用。
2019年3月，陳某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打球時猝死，家屬質疑該中心內AED缺失導致搶救不及時，起訴要求該中心賠償100萬元。經鑒定，陳某屬于心源性猝死。法院認為，雖然被告發現險情后及時采取了相應的處理措施，但考慮到其所面對的消費群體發生類似事件的概率及應急處置專業水平不高等實際情況，無法認定其合理履行了安全保障義務。當時我國尚無室外籃球場必須配置AED的明確規定。最后，法院判令被告承擔10%的次要責任，賠償9萬余元。
因為沒有AED，“救命的4分鐘”變成“致命的4分鐘”。彼時，如果陳某身邊有AED，結果是否不一樣？誰也無法給出確定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AED，救助成功率會大大提升。生活中，AED緊急救命的事例也越來越多。令人遺憾的是，囿于經濟成本、管理維護、操作運用和技能普及等方面因素制約，AED尚未在我國公共場所廣泛配備。
記者了解到，我國國家層面尚未對AED配置和使用進行專門立法。在援引國家層面的法律政策依據時，通常表述為“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有關要求”。不過，近年來，AED配置和使用問題已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法律政策的保障也顯著加強。
國家層面，國家衛生健康委等9部門于2020年9月17日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院前醫療急救服務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逐步建立統一的公眾急救培訓體系，提高自動體外除顫儀（AED）配置水平，完善公眾急救支持性環境等。2021年12月1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又專門印發了《公共場所自動體外除顫器配置指南（試行）》，明確規劃配置、安裝要求。
地方層面，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在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中，對AED配置和使用作出規定。
現在，不少地方都實現了AED從無到有的轉變。即便如此，從全國范圍看，AED缺口仍然巨大。以深圳為例，2022年該市AED已超過1.5萬臺，每10萬人84臺的覆蓋率居全國之首，但相比每10萬人100臺的國際標準，差距不小。
讓AED發揮急救作用，配備只是第一步。有了AED就一定能夠救命嗎？不一定。
掃描二維碼下載應用程序，同意若干隱私政策，注冊登錄……2022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檢察院檢察官在履職中發現，轄區一些AED設置了掃碼開箱模式，從掃碼安裝App到注冊登錄，得用4分鐘。這對于需要緊急救治的人來說，無疑是“致命的4分鐘”。不僅如此，檢察官還發現了未標注位置、缺失安全錘等AED配置不規范的問題。
今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檢察院檢察官對AED配置情況進行回訪。本報通訊員毛藝超攝
就此，上城區檢察院召開聽證會，邀請有關行政機關、紅十字會、AED經營投放企業、AED配置單位代表參加，并邀請政協委員、專家、“益心為公”志愿者擔任聽證員。聽證會上，各方提出建設性意見，為檢察機關推動AED科學配置和規范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聽證會后，該院根據《杭州市公共場所自動體外除顫器管理辦法》制發檢察建議，督促相關部門針對具體問題及時整改。經過整改，上城區的AED設備除取用更簡便快捷外，還標注了地點，加強了日常管理維護。
與不規范設置相比，“僵尸”AED的危害更大——記者發現，某地AED配置點僅有外箱，本應放置AED的箱內空無一物。若白跑一趟，浪費的時間對需要緊急救治的人極可能是致命的延誤。
急救“黃金4分鐘” AED之未來：
從能用、會用到敢用，任重道遠
公共場所，當有人因心臟驟停需要緊急救治時，附近有能用的AED嗎？如果有，附近有會用AED的人嗎？如果有會用AED的人，他敢用嗎？這是關涉AED的“靈魂三問”。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檢察公益訴訟在推動AED能用、會用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副廳長邱景輝看來，AED的依法配置、管理、使用，關系到在公共場所應急救護、有效維護不特定眾多公民的生命健康權，事關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涉及人民利益、公共利益。特別是，在相關法律供給不足和經費保障、急救培訓、志愿服務、信息共享等配套制度不健全的初級發展階段，如何破解難題、推進AED普及應用，需要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檢察公益訴訟，因其具有督促協同職能部門履職盡責、推動責任主體合規自律、動員社會公眾有序參與、激活現有機制融合銜接、促進優化頂層制度設計等獨特功能，被寄予厚望。
今年8月，湖北省宜昌市檢察院檢察官前往西陵區云集街道趙家灣社區醫務室對AED配置及使用情況進行“回頭看”。本報通訊員陳琦攝
這一看法，正在被實踐證明——在最高檢的指導下，自杭州市上城區檢察院“破冰”后，湖北宜昌、廣東深圳和清遠等多地檢察機關也積極穩妥探索針對AED的檢察公益訴訟，不僅助推解決AED的配置管理問題，還推動相關部門加強AED使用培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能用、會用的問題。
對于檢察機關的介入，北京市地平線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永平認為，AED配置和管理問題是涉及公眾生命安全的公共問題，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的主要主體，有權介入，且能更好地推動落實AED配置和日常維護管理。
更多有識之士認識到，AED的使用是一道綜合題，沒有法治力量不行，但僅有法治力量也不行。
“守護心臟、科技向善！”前不久，記者隨最高檢第八檢察廳檢察官到騰訊公司參觀座談時，感受到科技助力AED急救的巨大效能——登錄該公司開發的騰訊“AED導航”小程序，可看到周邊AED分布情況，通過導航功能可以找到最近的AED；在試點城市，基于該公司構建的“守護心臟”黃金4分鐘急救響應體系，遇到緊急情況，通過“企鵝急救”小程序和應急響應調度平臺，掃碼8秒內同步完成呼救、定位、派遣……
法治力量和科技力量的聯手，較好解決了能用、會用的問題。但是，從能用、會用到敢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騰訊公司SSV（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應急實驗室專家關雪坦言，騰訊公司支持騎手參與急救和相關志愿者培訓，但實踐中有人因為擔心法律責任而不敢用、不敢救。
對于這種怕擔責的心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鑫認為“大可不必”。根據民法典第184條，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個條款設置的目的，就是要讓施救者沒有心理負擔，在緊急情況下大膽救人。應當讓更多人了解到它的意義所在。”劉鑫說。
令人欣喜的是，這樣的“好人法”條款逐步走進人心，給施救的人壯膽。記者就曾在一處AED設備外箱上看到這樣一行醒目的字：民法典184條，救人免責！
一次乘坐火車時，記者注意到：當下，火車站配置AED的情況已不鮮見，火車上卻沒有AED。火車上不用配置AED嗎？邱景輝解答了這個疑問：“列車是公共交通工具，屬于公共場所，有必要和車站一樣依法配置AED。我們已經安排杭州市檢察院聯合杭州鐵路運輸檢察院先行探索，盡力推動列車配備AED。”
小小AED，安放的是生命密碼。也正因此，人們格外小心。據邱景輝透露，檢察機關正立足法律監督本職，協同衛生健康等職能部門，共同推動院前醫療急救服務專門立法，優化監管服務措施，以法治保障支持建設全數據平臺，推動跨平臺一站式呼叫、調度；強化全民技能培訓與規范管理，擴大急救人力資源基礎；加大調動企業公益服務能動性，鼓勵、推動企業應急救援公益項目落地。
“要加快推進AED的普及應用，從自發的慈善公益行為向自覺地履行社會責任升級，不斷增強公眾參與應急救護的自信，強化AED管理維護的自律，實現數字中國牽引下AED應用水平彎道超車、后來居上的自強。”邱景輝強調道。
征途漫漫，但前景無限——正如記者在長期關注和采訪中感受到的，推動AED應配盡配和能用、會用、敢用，縱然有很多問題待解，卻已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
關于AED，這些信息得看看
1.了解自動體外除顫器AED
AED是一種便攜式、易于操作，稍加培訓即能熟練使用，專為現場急救設計的急救設備。與傳統除顫器相比，它可以經內置電腦分析和確定發病者是否需要予以電除顫。除顫過程中，AED的語音提示和屏幕動畫操作提示，使操作更為簡便易行。對多數人來說，只需幾小時的培訓便能操作AED。
AED瞬間可以達到200焦耳的能量，在給患者施救過程中，請在按下通電按鈕后立刻遠離患者，并告誡身邊任何人不得接觸、靠近患者。患者在水中不能使用AED，患者胸部如有汗水需要快速擦干胸部，因為水會降低AED功效。如果在使用完AED后，患者沒有任何生命特征（沒有呼吸心跳），需要馬上送醫院救治。
2.代表委員關注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敖虎山手提AED走上“委員通道”，呼吁國家重視心肺復蘇培訓工作，進一步加大AED在相關場所的配置率。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敖虎山在“委員通道”上介紹了杭州、深圳、北京等城市加強AED配置和使用的情況，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醫院心臟中心主任楊杰孚則提交了《關于出臺自動體外除顫器（AED）國家標準，提升公共急救效率的提案》。
2018年以來，朱列玉、柯建華等人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分別提交了《關于在地鐵車站等公共場所大量裝備心臟驟停除顫器的建議》《關于加強院前急救體系建設的建議》等建議。
3.相關法律法規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第24條規定，“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場所和其他人員密集場所的經營單位或者管理單位應當制定具體應急預案，為交通工具和有關場所配備報警裝置和必要的應急救援設備、設施，注明其使用方法”。
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第105條規定，經營高危險性體育項目，應當具有相應的安全保障、應急救援制度和措施。
2020年9月1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院前醫療急救服務的指導意見》，要求“逐步建立統一的公眾急救培訓體系，提高自動體外除顫儀（AED）配置水平，完善公眾急救支持性環境”。2021年12月1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專門印發《公共場所自動體外除顫器配置指南（試行）》。
2021年1月1日起，《杭州市公共場所自動體外除顫器管理辦法》開始施行，規定了監管職責、配置場所、配置規范、培訓管理等內容。2021年10月20日，浙江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高水平推進應急救護工作的實施意見》。
此外，《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急救條例》《貴陽市醫療急救條例》等地方性法規，也都有關于公共場所配備AED的規定。
